宪政天空

从“圣诞门”看儒家：自由民主的天敌，更是中华民族的定时炸弹

  陈永苗

  

    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我或者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务，德国哲人歌德如是说。如果美曰其名“教导”而实际上坑害干扰我的事物，那就不仅对待以痛恨了，而是抡起大锤子砸烂。

   从1840年以来，甚至更早的晚明启蒙以来，中国人不再相信那些自我任命的，习惯于违反公意而去粗暴干涉人们生活的道德立法者。中国人举手抬足口鼻呼吸之间，都厌恶着那种企图控制人们灵魂生活的文化暴君。一颗平常心，善待生命，而不受虐待和凌辱。这次十个“儒家圣婴”抵制圣诞节，以自己的出丑和儒家复兴前途的进一步暗淡，来证明了这种“自然正确”。儒家取消了圣诞节 ，下几步就要送给人们铁屋、窒息和黑暗。

    儒家要复兴，就要专干这些损人不利己白开心的事情。十“儒家圣婴”的表演，只能给国人，尤其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，带来一种感受：儒家是一种邪恶的凶器，只能藏在剑鞘中，一出鞘便要饮人血，要吃人血馒头。以牺牲无数人的生活，甚至无量头颅，来换取儒家的复兴，与中国人无关，甚至可以从德国的历史来看，是把中华民族自己炸毁的定时炸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只有这些“儒家圣婴”成就了自己，把自己的千古功名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一将功成，万具白骨。中国人如何会上这个当？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主义者，担当民族大义也没用，从五四运动以来，人们已经眼睛雪亮地看穿羊皮下面的狼性，这些狼，已经在文化权力的荒野上已经饿了一百多年。

  从辛亥革命以来，专制制度与儒家一起从建制上埋入坟墓。可是这二个死后的阴魂却在中华大地上游荡，试图再次结盟以德治国，而死灰复燃。复辟的气息不断泛起。儒家的复兴，必然是专制制度的复兴。儒家纵然经历现代性的洗髓，但天理杀人的文化暴君本性不改，无法改邪归正。动不动就跪着抱着专制的大腿，动不动就入侵中国人的正常生活，动不动就像苍蝇一样污染精神秩序，动不动就对自由民主鸡蛋里挑骨头，动不动就显示其侵略性去侵犯其他文化。搞得大家都不安生，搞得宪政的墙脚水土流失。

    自由民主是一种神启。是人，都会或早或迟都享有这种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。它是天赋的。有儒家，也有自由民主；没有儒家，一样有。甚至可以说更容易有。自由民主不需要儒家提供正当性论证，它天生就是自有的和正当的，自己给自己正当性，无需外求。儒家给自由民主带来的，是百害和一利。内圣虽然可以开出新外王，可是一俊不遮百丑，因为这一俊自由民主本身已经自足，用不着浑身带有尸臭和铜臭的儒家来帮什么忙。黄鼠狼拜年没安好心。

    穷寇末追，不要斩尽杀绝，给儒家留一丝生路，那就是戴上铁笼子。把儒家额头上烙上灾难的标志，关进潘多拉之匣，这是自由民主宪政捍卫自己，赖以持续存在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。也是被儒家逼的。虽然要遵守公认的文明准则政治犯不杀头，但对一个总是要致力于复辟的精神势力，不绞杀但至少要关进监狱。你对他好也没用，它注定要与专制制度结盟害你坑你终结你。反正搞你不死不休。

    手上天理杀人的血还淋漓未干，脚上还带着犯罪嫌疑人的镣铐，脸上还有专制帮凶的烙印，曾经误国卖国的勾当人们记忆还新鲜，儒家就用起你亲生父母的名义，教训你，扭曲你；就用起中华民族的名义，来伤害你，来入侵你，你不起了鸡皮疙瘩，浑身树起寒毛么？你不恐慌么？儒家挑战人类人性，要儒家，就无法做现代人。

    世间最无耻的，莫过于用神圣的名义来做罪大恶极的事情。世间最可恶的，莫过于道貌岸然却禽兽行径。阴谋于复辟的儒家，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是难兄难弟。用民族的名义迫害，伤害了别人，当别人呻吟还没觉醒呐喊时，就铺天盖地而来一个帽子捂住：暴民。一个毛孔都不留给你呼吸。

    我警告儒家，别用中华民族的名义，别用“我们”的名义。如果是儒家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，那也是孬种的，或者是与外敌做交易的。朱学勤先生在雄文《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》中论证了儒家民族主义的孬种，他说，“汉民族遭遇过多次异族入侵，每一次入侵都激起激烈的反抗，而越往近代推移，越容易把民族主义的气节只收缩为历史文化的认同与坚守。但我们不得不看到，对异族入主中原的集体抗争，没有一个能坚持到一个世代以上。即以反抗之持续这一特殊角度比较，中国可能还比不上一个弱小波兰。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，一国三政，汉奸数量之多，大概只有地球上另一个同样以历史文化自负的法兰西可以比拟”。